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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北大经双资讯:黄益平在《中国经营报》的演讲

作者: 来源:北大国发院 日期:2017年11月24日 点击:

 北大经双资讯由北京大学黄益平在《中国经营报》举行的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已经召开,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17年北大经双资讯的具体内容,希望同学们仔细阅读。

11月21日,由《中国经营报》社主办的“2017(第十五届)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”在北京举行。

对于2018年及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判断,北京大学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智库论坛环节上表示,分析师对于明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大致都差不多,在6.5到6.8之间,基本平稳。黄益平预测,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今年还会更高一些。

但黄益平也表示,除了看宏观,还要看结构。全球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,靠中国的房地产和全球的大宗商品投资,是很难长期持续的。

那是什么推动了我们从去年年终以来的经济平稳呢?基本上就是三个领域的投资,房地产、基础设施和制造业,制造业里面大宗商品占一大块,也就是中央说的新旧动能转换。黄益平表示,新旧经济的博弈没有完成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,旧的经济不能及时平稳的退出,新的经济在不断的形成,但还不够庞大。

那么,中国经济L形的台阶有没有走完呢?黄益平表示很难判断。明年或后年到底会不会下行,黄益平认为,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增长,或者中高速增长,需要新经济动能来支持,但是从今天来看新经济动能还不够强大。

在资本跨径流动监管方面,中国下一阶段会采取什么措施?黄益平说道,下一步资本项目的开放肯定要往前走,但关键是构建框架,即在微观层面尽量实现可兑换。在宏观层面,要有监管。具体的做法很多,遵循的理念是:进一步开放的同时,要防范金融风险。所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十分必要。

黄益平

以下为文字实录:

苏培科:谢谢主办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,跟在座的各位重量级的嘉宾,我们大家可能以往在电视上或者在不同的媒体上,都看过在座各位的身姿,而且每一位都是德高望重,我非常尊敬的几位经济学家。

今天由于时间有限,所以我简单开个头,下面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探讨,对中国经济,包括未来中国经济,以及我们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。正如今天的话题一样,全球经济下的中国,在这样一个视角下,中国面临两个方面,一个是十九大之后新的政治格局,还有我们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,中国的身姿也倾到入了全球经济。我们怎么看全球经济?2020年非常关键的时间点,未来几年的中国经济,包括对经济不光是说怎么看,同时是否乐观,乐观的依据?还有不利的因素在哪里?我想请几位嘉宾做个简单的探讨,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环节,每个嘉宾2分钟,我们来探讨一下你是否对中国经济乐观,乐观的因素在哪里?不利的因素在哪里?

黄益平:我的看法差不多,我觉得明年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大致还不错,如果看预测,明年的增长速度比今年还会更高一些。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看这个经济形势,除了看宏观,尤其是看总的经济GDP增长的数据,还要看一个结构的问题,从结构的角度来看,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老故事的翻版。全球为什么经济好了,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加上全世界的大宗商品,大宗商品市场的复苏,占了全世界新增部分的70%,反过来说,你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,靠中国的房地产和全球的大宗商品投资,是很难长期持续的,这一点我们都明白。

最后就是看新的增长动能在哪?中国的问题也一样,今天你要问我们分析师明年的增长速度是多少,大致都差不多,6.5到6.8之间,基本上是一个平稳的。但是问题是什么推动了我们从去年年终以来的经济平稳,基本上就是三个领域的投资,房地产、基础设施和制造业,制造业里面大宗商品占一大块,也就是我们中央说的新旧动能转换,我过去说的新旧经济的博弈没有完成,没有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,旧的经济不能及时平稳的退出,新的经济在不断的形成,但还不够庞大。我简单的判断,明年经济形势宏观来看还可以,结构性和挑战远远没有解决。

苏培科:中国经济L形的台阶有没有走完?

黄益平:我觉得很难判断到底有没有走完,但是如果你同意我刚才说的,新旧转换还没有完成的话,我觉得下行压力还是有的。但是明年或者后年到底还会不会下行,在一定意义上说,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靠新经济还是旧经济,我的判断是,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增长,或者中高速增长,需要新经济动能来支持,但是从今天来看还不足够强大。

苏培科:谢谢高院长!我们下面请黄老师,我们看到黄老师是这一届货币政策的委员,我们今天有好几位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,黄老师这是一届的,请问黄老师关于未来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?

黄益平: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,我们现在是稳健的货币政策,未来会怎么走看数据。

苏培科:一旦换人之后,会不会有新的调整?

黄益平:第一央行换谁不知道,第二换谁会有什么样的新政策,这个问我,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,明年他上来的时候,估计我也该下去了。

苏培科:第二个问题,关于资本跨径流动监管这块,中国在下一阶段究竟采取什么措施?

黄益平:我觉得对于资本项目管制或者开放这件事情,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些新的理念,就是在过去早期,尤其是在96年我们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以后,其实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框架,说以后要逐步实现资本向下的人民币可兑换。大致的做法其实是向欧美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迈进。从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以后,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理念发生了一些改变,第一个方面,你可以看到,IMF在全球危机以后的立场其实发生了一些转变,他提出来如果是为了支持国内金融稳定,采取一些局部性、临时性的跨进资本的管理是可以的,我们采取一些宏观审慎稳健的措施,来适当的遏制或者干预其实是可以理解的。

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,这是最近学界提出来的,我们过去在国际金融里面有一个叫(英语)三元悖对论,最近学者提出,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就是一个两元悖论的问题,可能适度对自由跨径资本流动适当的遏制也是有必要的。我们猜测我们下一步资本项目的开放,肯定还是要往前走的,关键是我们最终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框架,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尽量实现可兑换,但是在宏观层面,要有监管框架,这些具体的做法,比如说外债的负债率,或者是准备金,具体的做法很多,但是理念就是,第一还是要进一步的开放,因为开放才能更好的配制你的资金,更好的达到融资的效率。但同时,要防范金融风险,所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十分必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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